工商社論》台灣低薪低物價的模式可以維持嗎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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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的實質薪資在過去十多年來幾乎是零成長,但在物價上漲率也低的情況下,老百姓抱怨歸抱怨,但似乎無法擺脫低薪的宿命,政府似乎也拿不出解決的對策。

我們舉幾個大家熟悉的國家來比較,瑞士薪水是台灣的三倍,物價也是台灣的三倍。日本、澳洲的薪水是台灣的兩倍,物價也幾乎是台灣的兩倍。瑞士人平均月薪約20萬台幣,但扣掉房租、稅賦、醫療保險,能夠儲蓄下來的錢相當有限。

但話說回來,月薪20萬,年薪240萬,儲蓄10%就有24萬。反之,台灣平均月薪假設4萬,加上獎金年薪約54萬,儲蓄10%,約5.4萬,少得可憐。瑞士人的24萬,到全球各地旅遊覺得很划算,而台灣人的5.4萬,只能就近去日本、韓國,而且感覺都不便宜。因此,如果不出國比較還好,一旦出國,相對的剝奪感油然而生。

而大家想關心的是,此一低物價、低薪資的模式可以維持嗎?首先,就低物價而言,台灣的低物價背後有幾個因素:第一,自由進出口,一旦國內價格上漲(如颱風天菜價上漲),開放進口就可以平抑物價。第二,台灣的能源價格、健保費用低廉,生活成本也相對低。第三,低廉的勞工成本。

不過,若時間拉長,台灣低物價水準的維持是有相當變數的。因為核能電廠逐步廢除後,台灣用電成本可能會高漲,加之以基本工資年年上漲、一例一休的推動,物價也跟著逐年上漲。再加上全民健保財務吃緊,未來健保費的調漲箭在弦上,這些因素都將導致未來物價的上漲。

在物價蠢蠢欲動,低物價模式面臨挑戰後,薪資卻缺乏漲升的空間(雖然基本薪資有上漲,但基本薪資的調漲只對邊際勞工、支領時薪的員工有利),青年人的剝奪感無法消弭,未來世代、社會的對立將更嚴重。

話說回來,低物價究竟對誰有利?又對誰不利呢?一般言,低物價對多數製造業有利,尤其是代工、出口,在壓低薪資、匯率、能源價格後有利出口,等於是變相的補貼代工業跟出口產業。

另一方面,低薪卻對服務業不利,因為低薪不易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,無力為服務業創造更高的市場需求。在低薪下,消費者要求低物價,不容業者隨便提高價格。生產者在無法提高價格下,只能追求成本降低或偷工減料。因此陷入惡性循環。

根據不少的研究,台灣之所以陷入低薪困境,在製造業上,係因貿易條件惡化,也就是因為代工模式,導致出口價格拉不上來,進口價格又壓不下來,業者利潤惡化,無力為員工加薪。

因此,政府的租稅優惠、補助應以有企圖心發展品牌、通路的業者為主,並協助建立海外經貿運籌基地,打破業者海外通路的障礙,才有助於品牌、通路的推動。同時。補助業者發展AI、5G、大數據,並將之導入傳統產業,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與提高附加價值,才能創造加薪的空間。

至於服務業如何升級?最簡單的想法是,藉由海外市場的規模經濟提高產品競爭力。但在執行上有其困難。因為服務有在地化的特性,以及國家的品牌形象。台灣最容易出口的市場應該在大陸。但在兩岸對立下,觀光、醫療產業,打不進大陸市場。其次,東南亞人種多、文化歧異性大,台灣在國際醫療,面臨泰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的強力競爭。在文創產業上,競爭力也不見得比泰國、香港強。短期內靠服務業出口,打下江山,有其事實上的困難。因此台灣必須先在自家練兵,並掌握操之在我的部份。

在服務業的資源上,台灣有10兆的超額儲蓄,20兆以上的保險資金,這些資金都是台灣可以利用的部分。

在文化創意上,台灣有中華文化的底蘊;在國際醫療上,台灣的醫療水準在亞洲數一數二;在長期照護上,台灣有良好的氣候及一流的醫療水準。另外,資產管理上台灣有充沛的資金、高素質的金融人才。萬事俱備,缺的只是東風。也就是服務業的鬆綁、產業化。

展望未來,如果賦予服務業主管部會產業化的績效指標(KPI),使服務業的主管部會,由管制規範演變為服務、輔導的角色,將台灣過剩的資金、超額儲蓄導入服務業。但應限定保險資金投入金融資產的比率,使其不至於導入房地產、股票,造成股市、房地產的飆漲。同時,業者的投資應有回饋金,照顧當地弱勢族群,以及回饋健保、勞保基金,才能爭取民眾的支持。當然,民眾也應有承受服務產業化後,部分服務價格波動的心理準備。

唯有服務業鬆綁、產業化,導入資金提升商業模式,並有能力僱用高素質人力,進而強化競爭力。有了競爭力之後可以出口,充分利用東協、中國的市場,發揮規模經濟效益,進入良性的循環。台灣才有機會打破低薪、低物價商業模式的泥淖。

資料來源:中時電子報(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opinion/20200317000217-262113?chdtv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