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動產是營建業火車頭，產業關聯效果大，當房市不景氣，各行業都難逃影響。也因此，過去40年來、多次房市低迷，政府都會主動介入。打房是一時，稅賦的增加、持有不動產的沉重負擔卻是長久。筆者認為，稅制應是平穩、可預測、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工具，而非淪為經常性的打房手段。

再者，台北市當初開徵囤房稅、一舉採用全國最高稅率，目的是要打擊投機者，以高持有成本來逼出空餘屋，增加房市供給量。對照此一初衷，房屋起造人的興建目的，就是希望銷售完畢、增加房產供給，怎會被當成囤房者呢？如今還因房市不景氣、待銷期拉長，再被稅制加重懲罰，顯不合理。

政策的制定，本應適時檢討、越趨合理細緻。此次「台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」的修正，讓過去數年被「誤殺」的出租公宅、勞工宿舍、學生宿舍等，有機會回歸合理稅率，值得肯定，同時更建請把不可分割產權的地上權住宅一併納入，這也是對民意與現況的合理回應。

從台北市調高房屋稅、地價稅的脈絡一路下來，加上實施囤房稅等措施，即使並非真正施政目標，卻很容易被解讀為：台北市不歡迎投資人在此興建新房子。一旦蓋了、拿到使照，立即課以重稅，讓想買新房的民眾望之卻步。若是起造人蓋了房子、沒有馬上賣掉，政府就認定其有囤房意圖並且課以重稅。

如此一來，台北市的居住需求、環境品質改善，就只能寄望於老屋都更一途。只是，現有都更兩大途徑，公辦都更，已被公認績效不佳。民間自主都更，則會受到釘子戶與市場景氣等影響，此途雖可行、卻是一條漫漫長路。

此時再回頭看台北市當初的雙稅高漲政策，雖有其時空背景，並可為市庫挹注高額稅金，例如2015、2016年台北市房屋稅之稅收，屢屢超徵創下新高，但是長久以往、房市體質已是羸弱不堪，加上周邊縣市、不動產稅制相對友善，許多起造人因而忍痛離開台北、另謀生機，展開營造業的「新南向政策」。

一個城市的發展與建設，若因稅制而大起大落，制度設計已然走上歧途。此次囤房稅的鬆綁，主要是在被過於墊高的房屋稅上、微幅下修稅率，這本是當初財政部給予地方政府的合理調整空間。台北市是我們的首善之區，房市絕不可是一攤死水，甚至更需要有好的建設來帶動整體都市發展。

(工商時報)